汉献帝一 (第1/2页)
　　
　　一
　　
　　有诡谲鸷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觊非望者，其灭亡必速。故王莽、董卓、李密、朱泚俱不旋踵而殄。又其下者，则为张角、黄巢、方腊之妄，以自歼而已矣。
　　
　　其得大位，虽夺虽僭，而犹可以为数十年人民之天下之祸乱为己任；君长，传之子孙，无道而后亡；则必其始起也，未尝有窥窃神器之心，而奋志戮力以一至于功立威震，上无驾驭之主，然后萌不轨之心，以不终其臣节而猎大宝，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未有或爽者也。
　　
　　关东之起兵以诛董卓也，自袁绍始。绍之抗卓也，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其志可知已。及其集山东之兵，声震天下，董卓畏缩而劫帝西迁以避之，使乘其播迁易溃之势，速进而扑之，卓其能稽天讨乎？
　　
　　乃诸州郡之长，连屯于河内、酸枣，踌躇而不进。其巽懦无略者勿论也；袁绍与术，始志锐不可当，而犹然栖迟若此，无他，早怀觊觎之志，内顾卓而外疑群公，且幸汉之亡于卓而己得以逞也。
　　
　　于斯时也，蹶起以与卓争死生，曹操、孙坚而已。操曰：“董卓未亡之时，一战而天下定。”使一战而天下定，操其能独有天下乎？既败于荥阳，且劝张邈等勿得迟疑不进，失天下望，而邈等不用，操乃还军。
　　
　　当斯时，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后事而归恶焉尔。孙坚之始起，斩许生而功已著，参张温之军事，讨边章而名已立，非不可杰立而称雄也；奋起诛卓，先群帅而进屯阳人，卓惮之而与和亲，乃曰：“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吾死不瞑目。”独以孤军进至雒阳，埽除宗庙，修塞诸陵，不自居功，而还军鲁阳。当斯时也，可不谓皎然于青天白日之下而无惭乎？
　　
　　故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
　　
　　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坚得其一，坚之子孙且后操而亡；坚之正，犹愈于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
　　
　　故天下非可以一念兴而疾思弋获者也。汉高之入关中，思亡秦而王关中耳，项羽弑义帝，而后有一天下之心。刱业之永，天所佑也。
　　
　　董卓死，李、郭乱，袁绍擅河北而忘帝室，袁术窃，刘表僭，献帝莫能驭，而后曹操之篡志生。曹操挟天子，夷袁绍，降刘琮，而后孙权之割据定。是操之攘汉，袁绍贻之；坚之子孙僭号于江南，曹操贻之也。
　　
　　谓操与坚怀代汉之心于起兵诛卓之日，论者已甚之说；岂谅人情、揆天理、知兴废成败之定数者乎？以诡谲之智、鸷悍之勇，乘间抵巇，崛起一朝而即思天位，妄人之尤者尔，而何足以临臣民、贻子孙邪？
　　
　　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非己所诚有，假借古人之名义、信以为道之谓，非心不然而故窃其迹也。无其学，无其德，则假矣。名与义生于乍然之心者，固非伪也。王莽之于周公，张角之于老耼，不可谓之假也。
　　
　　当曹操不受骁骑校尉之职，东归合众，进战荥阳，而孙坚起兵长沙，进屯鲁阳，拒卓和亲之日，而坐以窥窃神器之罪，则张角、黄巢、方腊可以创业贻子孙，而安禄山、朱泚、苗傅、刘正彦尤优为之矣。诛非其罪而徒以长奸，深文之害世教，烈矣哉！
　　
　　二
　　
　　蔡邕之愚，不亡身而不止。愚而寡所言动者，困穷而止；愚而欲与人家国神人之大，则人怒神恫而必杀其躯。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臺，此何时也？帝后弑，天子废，大臣诛夷，劫帝而迁，宗庙烧，陵寝发，人民骈死于原野，邕乃建议夺孝和以后四帝之庙号，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从容而自衒其学术，何其愚也！
　　
　　而不但愚也。汉之宗社岌岌矣，诸庙之血食将斩矣。夫苟痛其血食之将斩，讳先祖之恶而扬其美，以昭积功累仁之允为元后也，犹恐虚名之无补。
　　
　　乃亟取和帝之凉德不足称宗者而播扬之，是使奸雄得据名以追咎曰：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而汉亡宜矣。此则人怨神恫，陷大恶而不逭者也。
　　
　　以情理推之，邕岂但愚而已哉？邕之髠钳而亡命，灵帝使之然也。四帝可宗，则灵帝亦可宗矣。邕盖欲修怨于灵帝，而豫窒其称宗之路，邕于是而无君之心均于董卓，王允诛之，不亦宜乎。
　　
　　董卓曰：“为当且尔，刘氏种不足复遗。”邕固曰“刘氏之祖考不足复尊”。其情一也。故曰：邕非但愚也。虽然，神其可欺、神其可恫乎？则亦愚而已矣。
　　
　　三
　　
　　韩馥、袁绍奉刘虞为主，是项羽立怀王心、唐高祖立越王侑之术也；虞秉正而明于计，岂徇之哉？王芬欲立合肥侯而废灵帝，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合肥以免。刘虞之贤必不受，操知之矣。
　　
　　故但自伸西向之志，而不待为虞计。于是而知操之视绍，其优劣相去之远也。操非果忠于主者，而名义所在，昭然系天下之从违，固不敢犯也。未有犯天下之公义，而可以屈群雄动众庶者也。
　　
　　或曰：馥、绍之议，亦恶乎非义哉？春秋之法，君弑而为弑君者所立，则正其为篡。梁冀弑质帝而桓立，董卓弑弘农王而献立，献不正乎其为君，则关东诸将欲不奉献为主而立虞，恶乎不可？
　　
　　曰：执春秋之法以议桓帝之不正其始，得矣。帝方以列侯求婚于梁氏，趋国门而承其隙，未尝无觊觎之心焉，则与与闻乎弑者同乎贼；使有仗大义以诛冀者，桓帝服罪而废焉，宜也。
　　
　　且顺、桓之际，汉方无事，而不亟于求君也。若献帝之立，年方九岁，何进之难，徒步郊野，汉不可一日而无君，帝自以明了动卓之钦仰，弘农废，扳己以立，未能誓死以固辞，幼而不审，无大臣以匡之，而卓之凶燄，且固曰：“刘氏种不复留。”
　　
　　则舍己以延一线之祀，是亦义也，而况其在幼冲乎！袁绍迁董卓之怨以怒帝，其为悖逆也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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