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失败的道德改革 (第2/2页)
　　
　　按照惯例，三天过后，全国就一切照旧，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儿了。司马炎先生别出心裁，在三天之后，虽然也脱了孝服，可是仍然带着孝帽、只吃素不吃肉，还是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等到公元266年8月，司马昭将近周年祭日的时候，司马炎要去祭奠老爸，突然提出要再次非要穿孝衣戴孝帽。这个时侯，当时的尚书令（国务院总理）裴秀就劝司马炎，按照惯例，大臣们都是服丧36天就够了，您本来已经脱了孝服，现在又要穿上，完全没有必要。再说您这一穿孝服，我们大家伙是陪不陪您穿呢！司马炎听完以后，觉得确实没必要为难大伙儿和自己一起死老爸，就不再坚持了。
　　
　　祭奠回来以后，司马炎虽然不穿丧服，可是仍然戴着孝帽，天天吃和尚餐。大家伙又一起劝司马炎没有必要这样死心眼儿，可是司马炎这回死活不听，对大臣们说：“每当想起老爸，而我不能完成穿三年丧服的礼仪，就为此伤心，更不要说吃稻米、穿锦绣了。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难过。我本生在儒者之家，几辈子人都信礼法，对自己爸爸怎么能不尽孝道呢！听你们的已经够多了，不要再多说了。”大臣们一看劝不了，也只好任由司马炎穿了三年丧服，享受了三年的纯健康素食。
　　
　　可是司马炎的苦行僧生活，并没有这么就结束，因为在他好不容易快要服完司马昭三年之丧的时候，在公元268年3月22日，司马炎的母亲、皇太后王元姬也去世了。4月3日，心情悲痛的司马炎把母亲和父亲司马昭合葬，同时计划接着给母亲也服个三年之丧。太常（祭祀部）向司马炎汇报说，既然已经合葬完毕，祭祀仪式也已经完成，作为皇帝的司马炎就应该注意身体，不要再连续做苦行僧了，但是，司马炎用诏书拒绝了这项提议，太常再次坚持，司马炎仍然不肯停止服丧。最后，文武百官不断请求，司马炎这才脱下孝服，但是仍然戴了三年孝帽，吃了三年素食，一直到公元271年，他才结束这种苦行僧的生活。
　　
　　通过司马炎建设西晋道德新风尚的种种努力，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炎实际上想要继承他前辈的愿望，重新恢复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树立成西晋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提拔许奇，就是力图改变当时君臣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提防的关系，想要恢复早已不复存在的儒家希望的君君臣臣；他严格遵守儒家礼仪为父母守孝，就是意图恢复早已淡漠的儒家认可的父父子子。
　　
　　那么司马炎为什么非要恢复儒家道德的权威呢？
　　
　　虽然同样是士族阶层，但一直做大官、并且很早就控制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司马家族，本身代表的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利益。和当年曹魏帝国的皇族一样，司马家族是绝对不会允许那种鄙视权威、鄙视官场的玄学思想泛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大臣们如果都真的逍遥了，那谁还给皇帝打工效力？大臣们如果都真的都不相信伦理道德了，连爹娘都不鸟，那谁还鸟皇帝？
　　
　　西晋王朝建国初期的国家重臣，像王祥、何曾、裴秀、贾充、荀顗、荀勖，他们全部都出身在坚信儒家伦理道德的家族里，他们对司马家族的思想纲领，是完全拥护的，而且他们对逍遥虚无的玄学思想，普遍都是排斥的，像何曾就曾经当着司马昭的面，狠狠的骂著名的玄学家阮籍是条危害国人思想的大毒虫。总之一句话，在当时来说，司马炎希望在人们心中树立这么一种理念：拥护儒家思想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第一的正统人士，拥护玄学思想的就是以家族利益、个人利益为第一的危险分子。
　　
　　我们说，司马炎想给自己的新时代树立新的意识形态，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希望通过儒家思想的重新确立来整合当时已经混乱的人心，对于抑制由于崇尚虚无思想而醉生梦死的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意图和当时代表着士族家族利益、个人利益的玄学虚无思想是相违背的，所以，司马炎想要重新恢复儒家思想的道德改革，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这场实质上意图重新恢复国家中央集权意识形态的、树立儒家道德新风尚的运动是要注定失败的。实际上，司马炎最后也被奢侈和糜烂的社会风气彻底控制，变成了醉生梦死的败家子皇帝。
　　
　　我们举个例子，司马炎刚即位的时候，当时的建议官傅玄（爸爸傅干做过东汉末年曹操的后勤部长），针对士族政治的道德败坏和违法乱纪，向司马炎建议，挑选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其实主要指强调道德万能的儒家知识分子），排斥崇尚虚无和奢侈的小人（主要指崇尚虚无思想的知识分子）。司马炎非常欣赏这个建议，马上颁布了诏书，结果因为很多士族都崇尚玄学思想，这个建议根本无法实行，成了一纸空文。
　　
　　所以说，在司马炎登基以后，士族阶层已经强大到连皇帝也无可奈何，从思想和行动上，皇帝想要违背整个士族阶层的意愿，是根本行不通的。
　　
　　于是，士族阶层就在玄学虚无思想的指导下，继续醉生梦死和纸醉金迷，社会道德风气的沉沦并没有随着西晋王朝的建立而结束，这个王朝真正全面性的腐烂，才刚刚开始。